建城学术 | 第二十六期青年学者论坛“沙漠·栖居·流动”
2022年4月30日19:00-22:00，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第26期青年学者论坛——“沙漠·栖居·流动”在线上举行，会议由召集人梁宇舒、席广亮主持，于涛副教授做会前发言，参会总人数162人。论坛邀请了来自经济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讲师王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研究员梁宇舒和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巨浪三位学者主讲，并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力智、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讲师董书音作为对谈人。此外，我院唐莲老师、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黄华青老师、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妍老师也参加了论坛。与会嘉宾就沙漠生态与产业、人居与身份、旅游与凝视等主题，借助数据、史料及田野调查资料，深入讨论了我国北方生态脆弱地区地理及人文对景观的塑造，以及在当代视野下对于沙漠人居“复杂性”的思考。
报告一：
《沙产业——适应荒漠与减缓荒漠化的新思路》
| 报告人：王岳 |
首先解释一下题目，适应adaption和减缓mitigation是现在气候变化领域里非常热的方向，指的是面对气候变暖的大趋势，我们应该调整生产生活行为，适应环境变化，减少非必要的破坏。我把它们引入今天的演进中，以描述沙产业的特征——既能适应荒漠环境，又能遏制不合理的发展活动，控制荒漠扩大化趋势。
沙产业内涵
荒漠和荒漠化到底是什么？我们最熟悉的漂亮沙丘地貌叫沙漠，严格讲属于荒漠，此外还有砾漠（戈壁）、盐漠、岩漠、寒漠等。不论何种原因，只要达到了旱生、超旱生，植被比较稀疏的标准，都可以归入广义的荒漠中。根据这个标准，全球陆地表面积的1/5都是荒漠，我国国土面积大概1/3是荒漠。
我国荒漠化治理具有全球领先的经验，从80年代左右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大型生态林业工程，比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成果十分显著。但也存在树种选择不太合理，较少提供替代性生产活动等问题。
沙产业是由钱学森在沙漠地区做导弹研发工作时提出的想法，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定义，我们在总结经验后提出如下特征：空间范围在荒漠地区，有比较高的技术手段，节约水源充分利用光热辐射，涉及一、二、三产，最终有益于荒漠地区生态和居民社会生活。据此，我们将国民行业分类中与沙产业有关的活动提取出来建立了一个卫星账户。
毛乌素沙地受人类影响比较大，治理基础比较好，治理工作起步也比较早，是我国荒漠化治理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之一。我们调研时发现，当地沙产业常见的动植物品种包括旱生中草药、食用和材用灌木（例如柠条、花棒、紫穗槐、沙柳、沙棘、文冠果、长柄扁桃）、螺旋藻等，基本都是当地原生的动植物。
沙产业主要植物品种
跟大家分享几个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沙产业企业：①荣兰荒漠治理公司，响应承包治沙政策成立，是生态治理公司，但也兼顾其他业务；②康源农副土特产品，主要业务为甘草和黄芪的种植销售，“不自觉”地兼顾了生态功能；③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公司，其业务包括沙柳种植、枝条发电、螺旋藻养殖等，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沙产业企业，但也存在污染和水资源消耗问题；④鄂尔多斯的清研沙柳公司，利用沙柳枝条制作重组木，政府出资支持，产品性能优良，虽然起步晚但前景很好，是新阶段沙产业企业的代表。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单以荒漠面积变化或产值衡量沙产业发展水平都不够全面，所以构建了一个沙产业综合效益指标体系，据此计算了生态、经济、社会各自的效益产出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2004—2007年，毛乌素沙地治理以林业工程为主，生态效益非常突出，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对较低；2008—2015年，经济基本面和沙产业都有很大提升，所以经济子系统增长很快，生态则进入稳固期，社会效益仍然比较低，南北两侧地区尤其增速较高；2016年之后，林业工程基本上完成，生态效益没有太多提升，经济效益增速仍然比较快，但对社会效益的带动性还是不足，耦合协调度缓慢提升，东北侧地区沙产业效益明显较高。
此外，我们分析了驱动耦合协调度变化的因素，选取了人工造林面积、农机总动力、在业沙产业企业数、城镇化率等4个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总体而言，四者都有显著影响，而人工造林面积和城镇化率影响更大。
最后简单讲一下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水资源是干旱区发展的刚性约束，毛乌素沙地已经出现了水资源超载问题，需要找到合理的产业发展方案；其次，我国荒漠大多位于农牧交错带，牧业本就是当地的成熟产业，但传统游牧方式已经被瓦解，可持续的现代化新牧业还未建立，是沙产业推广要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此外，荒漠地区普遍矿产丰富，采矿业对沙产业等其他利润较低的产业造成了“挤出”；同时，沙漠旅游业非常火热，但它的生态占用被大大低估，如果不加以控制和优化，很可能造成新的破坏；最后，全球变化使自然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响应变得极不清晰，目前的治理成果有多少是我们选对了方法，有多少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仍然不确定，需要在未来进行深入讨论以完善干旱区可持续发展方案。
报告二：
《转变、匮乏与身份认同——巴丹吉林沙漠聚落的空 间“流动性”》
| 报告人：梁宇舒 |
流动性内涵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经历过像蒙古人那样迅速而激进的(社会)变化：从90 年代的“鲜少定居”到本世纪前十年的“大都市生活”；从分散的定居点到密集的城市化；从游牧主义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从佛教信徒到现代教育。全球化背景下蒙古族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课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而流动性的这个概念是人文地理，或者说最早是做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词汇，包括人的流动、思想的流动，主观的、客观的，宏观的、微观的，身体的，甚至看不到的，例如病毒的流动。游牧民族在内蒙古地区，原本是逐水草而居的，现在定居了，而“游牧性”不一定能够准确地适应对其现状的描述，因此我选择了“流动性”（spatial mobility）这一概念。Anna Hoare在《流动性的形式和意义》一文中，聚集了爱尔兰牧民定居之后的民居和聚落，他认为“空间流动性，作为对自然环境约束的生态适应的必然结果，被描述为仅仅是‘一种主要的畜牧技术’，与‘先进的技术和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兼容，而不应该与游牧联系在一起。”流动性的概念涵盖了经济生态和人文生态，相对于游牧主义这一概念，是更加偏向于经济生态的。
下面来到我们今天的案例。巴丹吉林嘎查和阿日毛道嘎查均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由于祁连山和贺兰山脉等的融雪补给，在广阔的沙漠中分布有400多个盆湖。阿拉善整个地表面积四分之三都是被荒漠或者沙漠所覆盖，其余为荒漠型草原，自古就为居住者提供了牧场。后期随着汉族移入与农牧交错地带的偏移，演化出三种聚落形态类型，农业聚落，半农半牧业聚落和纯牧业聚落。纯牧业聚落则以散户为主，一个定居点就是一个家庭式牧场，早期完全靠牧业为生。
定远营与北京阿拉善王府对比
阿拉善地区居住空间的变迁过程。巴丹吉林沙漠南侧的曼德拉山脉，在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石刻痕迹，岩画上反映出帐篷的建筑形态。石刻中的帐幕建筑有主有次，表明该地区当时已经呈现出游牧聚落的生存状态。明朝的辖区图，阿拉善恰位于长城以北，鞑靼活跃的“关外”，从“三云筹俎考“可以看到长城外有非常明显的游牧民族的居住状态，和农耕一侧的城池林立是完全不同的景观。阿拉善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是从新疆迁徙过来的和硕特部，另外一支蒙古族部落，叫土尔扈特部，在清代的时候两只蒙古族的部落迁徙过来的。张驭寰在《内蒙古古建筑》里收录了阿拉善地区蒙古包的老照片，从门口悬挂的非常有代表性的阿拉善地毯可以辨认。此外，在《从北京到锡金》的欧洲游记里可以看到，1904年的时候，在城池里面去搭建的蒙古包是给客人居住的，这说明蒙古包在此时的地位高于定居住宅。现藏于阿拉善博物馆的两幅复原图，清政府在阿拉善水草丰美的地区，即贺兰山的西麓，设立了城池，城池内除了驸马府和寺庙以外，其余居住建筑都还是蒙古包一类的帐篷。发展到后期，该地区有塞外北京的称号，众多的合院出现在城内，并模仿北京的院落样式。事实上在北京先建造了一处阿拉善王府（紧邻恭王府），后来当阿宝王爷在阿拉善定远营可以建造自己的驸马府后，他似乎想把北京阿拉善王府的一切都搬到阿拉善定远营，包括左祖右社的布局以及八角楼寝殿的复制。阿拉善此时其实已经开始有来自北京的规划建置和建筑的影响了。其次是藏传佛教自清代开始的影响。清代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整个内蒙古地区寺庙繁多，阿拉善境内的寺庙、喇嘛居住的聚落场景一度非常繁盛。据记载，此时的平民依旧以蒙古包的形式居住于牧场，1959到1960年，全国性自然灾害，造成甘肃及河西地区汉族人口大量涌入阿拉善境内，自此，彻底改变了阿拉善地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人口格局。
巴丹吉林沙漠散居的牧户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这里保留了较丰富的乡土住宅样本，呈现出了一个由蒙古包，到圆形土房，再到非常普遍的三开间定居住宅以及后期在此基础上的变体。研究表明，当地民居并没有采用来自迁出地的防御型住宅特征，即没有把处于依附文化的形式带到这里，而是依旧保留了上层文化，即喇嘛住宅的形式特征。在巴丹吉林沙漠中，每个湖边就有一户牧人家族居住在这里，形成一个牧场、一个盆湖、一座沙山、一个人家的非常和谐的沙漠居住的生态系统，直接打地下水取水。然而，巴丹吉林当代面临较为复杂的现状。首先就是遗产保护，巴丹吉林沙漠已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申遗名录，面临自然遗产的保护任务。其次是旅游发展和政策扶持，当地一直致力于发展沙漠旅游的未来规划。在当下遗产保护、政策扶持、旅游发展等多重背景下，乡土住宅已经呈现出强烈的过程性、资源匮乏性、身份的多重性/不确定性等特点。
最后，巴丹吉林沙漠聚落的空间“流动性”内涵我认为有三方面，一是身体(居住者)的流动性，即由牧场之间的流动转变为城市与牧场之间的流动性，在两地之间往返；二是建筑建造的流动性，即为由可携带易搭建服务于逐水草而居牧业生活的蒙古包变为同样是追求易运输、低成本、轻型结构、可以不断生长的度假屋；三是身份的流动性，即在沙漠牧民、旅游业经营者、城市居住者身份之间的转变。
报告三：
《抽水马桶之困：沙漠牧区民居建筑的“原真性”批判》
| 报告人：巨浪 |
沙漠里的抽水马桶一方面违背了沙漠生态环境；但另一方面，它又从沙漠旅游业的现实困境中丝滑地生长出来。调研中，如果某家人搞了旅游业，我们就要问问他们和游客的关系。在回答“有哪些游客的行为是让你感到很不爽的?”问题时，牧民们对游客的如厕习惯表达了激烈的意见。牧民老陶说：“在我们修起水冲厕以前，每天早晨都要端着簸箕给游客‘铲屎’。游客会拉在任何地方——院子里、羊圈边、路中央……虽然水冲厕成本高，但是自从有了水冲厕，游客再也不乱拉屎了。”
牧民与游客对“厕所”的认知差异
“代价高昂的屎”是观察传统游牧生活的现代化变迁问题的一个视角。老陶家有40多张床位，两年前还修了4个现代蒙古包。为了修建了20多个带独立卫生间和抽水马桶的“标准间”，陶家甚至背负不菲的债务。在沙漠里修马桶代价高昂，除了交通问题造成的建材价格问题，陶家还要置办一套设备供应这些“标准间”，包括发电机组、水泵、水井、水窖、粪池等。牧民自己不使用这些有马桶的厕所，游牧者的厕所是一处“可以解手的区域”，这个区域往往不设围栏，仅在居住者心中约定俗成。而古汉语中“厕”通假“侧”，本义也不是有遮蔽物的空间，而是“次要的位置”之义。牧场上的厕所接近于汉语中“厕/侧”的古老意义。游客来到广阔的沙漠，误以为这里没有厕所。但在老陶看来，院子里、道路上、房子附近显然是禁止大小便的。游客和牧民对于牧区生活方式拥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地图”，所以他们各自心中难以达成对“厕/侧”的一致认可。
“心中的边界”差异
在地广人稀的牧区，边界虽然模糊但依然存在。牧民们会用铁丝、细绳、废弃的电缆线等物品制作围栏，在房屋周围定义出“院子”。这样的围栏，既拦不住牲畜也拦不住人，它们是一种约定的标志物。牧场上，人们天然地知道哪里是禁止如厕的区域。有的红线是画在地上的，就像用细线制作的简易围栏，潦草地提醒人们：此处是一个边界。有的红线是画在人们心中的，就像牧民家附近的某个沙丘，走过沙丘，视线受阻，便可以宽衣解带。“心中的边界”来自于居住者们微观的试探和冲突，就像我们童年时代课桌上的“三八线”和城市居民楼里公共空间堆放的物品。牧场上的水冲厕、抽水马桶是一条粗重的边界，这条边界绘制于“现代性的相遇”。历史上蒙古族是游牧的，清代以后各蒙古部落逐渐固定在各自的区域内生活，不再跨地区流动。人民公社运动后划分草场、改革开放后牧场承包到户、2005年后退牧还草、2020年后阿拉善盟开始用无人机监控羊群数量。在地广人稀的戈壁上丈量土地依赖现代化的地理信息系统。只有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在牧场上见到清晰的围墙。
于是我们需要思考在沙漠牧区究竟怎样的生活方式是“具有原真性的”。社会进化论的刻板印象把游牧、农耕、工业放置在一个时间轴上——然而无论牧民、农民、工人抑或都市里的知识精英——我们都是平等的现代人，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时候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牧民普遍在旗(县)、盟(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购买房产，对城市的生活习惯十分熟悉。牧场上出现的抽水马桶对于牧民们来说也没有违和感。
抽水马桶的困境反映了景观与身体的分离：一方面旅行者期待理想中的沙漠景观，另一方面身体忠实于都市的生活方式。而与此同时，沙漠民居的建造者的“牧民-市民”的双重身份则巩固了景观与身体的分离。
对谈环节
| 观点交流与碰撞 |
张力智老师以渔业和盐业发展进行类比，认为资源型产业具有不稳定性，提出短期来看沙产业有一定的规律但是长时间来讲是不稳定的，沙产业发展长时段上的风险性需要进一步得到重视。同时表示游牧地区本身的二元性导致并不能单从游牧的视角对片区进行综合理解，关于此类边域地区的研究也会比较复杂。并提出沙漠中的旅游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目前的旅游业分散性布局是否合理，抽水马桶的出现是否是一种标志物的转变，是否是一种新的浪费，是一种值得商榷的现象。董书音老师提出两个疑问，一个是游牧地区牧场的夏区和冬区各自有什么特点，是否需要分开来进行讨论？另一个是抽水马桶的出现是否是一种多维度而不仅仅是来源于游客的驱动力？
随后三位老师依次进行回应，王岳老师表示沙产业确实存在不稳定的特点，容易被其他产业代替，他的可持续性不太好确定，同时对所观察到的冬区与夏区的现象进行了描述。梁宇舒老师表示内蒙地区建筑的近地域性的特点明显，风格不鲜明，在追求游牧性的同时又丧失了原有景观的特点，所以在城市中会有各种蒙元元素的建筑装饰，反映出对身份象征的渴求。巨浪老师表示漫长历史当中游牧社会是一种连接旧大陆的纽带，本身就具有连接性，抽水马桶现代性的体现或许略显武断，需要进一步进行思考。
